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宋志勇（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日关系红线，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日本安保政策和“无核三原则”，提高日本军费。高市早苗的倒行逆施，不仅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也会将日本引入万劫不复的邪路。
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战前的日本走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之路，不仅给被侵略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国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后虽然得到一定的清算，但并不彻底，残留了死灰复燃的基础。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大搞历史修正主义，竭力为日本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历史翻案，搞扩军备战，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性正在增长，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一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但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古代日本就有尚武精神。自9世纪平安时代中期起，随着中央集权下的律令制逐渐瓦解，武士开始出现。他们有的来自被降为臣姓的皇族成员，有的来自军事贵族，更多的来自地方领主或豪族建立起来的看家护主的私人武装。到了平安后期，朝廷力衰，为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武士的力量，各地武士集团乘机蜂拥而起，要求拥有更高的政治权力。
1192年武士首领源赖朝出任“征夷大将军”，建立了镰仓幕府，掌控了政权，开始了武士阶级统治国家的幕府时代。此后，以征战杀伐为职业的武家掌控国家权力长达六百多年。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是日本最后一个武家政权。日本武士阶级在幕府时代，逐渐发展和形成了武士道。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武士的人生观、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义务和职责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武士道的主要精神之一就是尚武，以武立世，崇尚武、忠、勇、义。明治维新后，武士道转化为日本军人的精神和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武家政权统治日本的年代，除国内征战杀戮，日本还把侵略矛头指向朝鲜半岛和中国。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掌控日本政权，他断绝了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和官方来往，并亲率大军征战朝鲜半岛，声称要“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充分暴露了封建时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19世纪日本侵占朝鲜半岛和20世纪初发动日俄战争，以及后来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都可以在丰臣秀吉的侵略行为中找到源头。
到了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日本思想界以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为代表，提出了各种对外扩张的思想和理论，如吞并“虾夷地”、征服朝鲜半岛、侵占中国大陆乃至最终征服世界等狂妄主张。他们鼓吹“海外雄飞论”，公开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满鲜”的对外方针，这些都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重要的思想和历史源流。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反幕势力于1868年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幕府，建立了近代天皇制政权，实行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国家。明治新政权建立后，日本在继承传统的军国主义对外意识的同时，“脱亚入欧”“富国强兵”，学习欧美殖民主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积极策划对外侵略扩张，并形成了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战略——大陆政策。
二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从形成、确立到发展及灭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形成阶段，大致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起至西南战争结束的1877年即狭义的明治维新阶段；第二阶段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确立阶段，大体从1878年《军人训诫》和《参谋本部条例》发布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第三阶段是发展与灭亡阶段，大致从甲午战争后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第一阶段即军国主义形成阶段，明治政府将“富国强兵”作为三大国策之首，大力发展近代化军队。1871年组建近卫军。1873年颁布《征兵令》，建立了常备军。日本新军成立不久，便开始对亚洲弱小国家和地区进行武装侵略。1874年发动对中国台湾的侵略战争，1875年又挑起侵略朝鲜的“江华岛事件”，并于1876年逼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在此期间，日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军国主义武装力量和体制，并开始对外实行侵略扩张。
第二阶段即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确立阶段。标志性事件有1882年发布《军人敕谕》，要求军人讲求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誓死效忠天皇，是对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深化，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1890年内阁总理山县有朋提出，“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利益线”理论成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重要依据，也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最新发展阶段。1893年，陆海军军政军令部门设立完成，近代军部体制形成。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各领域确立起军国主义体制。而军事统帅权独立，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三阶段即发展与灭亡阶段。军国主义体制建立后，日本就在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外侵略的步伐不曾停歇，又相继发动日俄战争、出兵西伯利亚、侵略我国山东等。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与军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法西斯军国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开启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新阶段。1936年“二·二六”政变之后，法西斯军国主义开始实际掌控国家政权。日本军国主义将侵华战争从东北局部扩大到几乎全中国，并在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以武力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侵略，给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无数的家庭、财产毁于战火，数以千万计的人民惨遭杀害。与此同时，军国主义也使日本国民尝尽苦头。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惨无人道的战争犯罪，反法西斯盟国共同抗日，并达成战后消除日本军国主义、消除侵略战争根源的共识。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公告指出,“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建立”，“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最终以失败告终。
三
战后初期，盟国实施了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为核心的对日占领政策。为消除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的基础，盟国严厉追究了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追究的手段主要有二：一是开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二是对日本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及其团体进行整肃。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反法西斯盟国在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有滔天罪行、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28名战犯进行了审判，控告其犯有破坏和平罪、破坏战争法规罪和违反人道罪。经过长达两年半的法庭审理，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所有被告有罪，其中东条英机等7名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判处绞刑，其他被告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这些挑起世界大战、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的狂热军国主义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除公审战犯外，盟国还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其政治团体进行了“公职整肃”和“教职整肃”。公职整肃对象所涉及的公职人员，既包括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期间在日本中央政府等部门任职的政治家、文官和军人官僚，也包括其间作为民间团体鼓动战争或进行战争宣传的军国主义团体骨干及相关团体。截至1948年3月，共有5027名军国主义分子和极端国家主义者受到整肃处理，被开除公职。此外，还有众多行为较轻的公职人员以“自我整肃”的形式离职。被整肃处理的公职人员总数超过了20万人。
与“公职整肃”同时展开的还有对教育界军国主义的“教职整肃”。盟国及占领当局都一致认为，教育的军国主义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需要进行重点“清洗”。为此，占领当局对教职员中“所有职业军人、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鼓吹者”进行整肃清理。7003名教员和教育官员被认定为在教学、著述及教育管理中“狂热地鼓吹军国主义”或“鼓动极端国家主义”，或“宣传民族主义优越论的神道思想”，他们被解除了教师及教育官员职务。
通过东京审判、开除公职、颁布“和平宪法”等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措施，日本军国主义受到严厉追究和批判。在“和平宪法”下，日本基本上走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实现了战后复兴和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平发展给日本带来了军国主义时代所没有的繁荣和发展。
但是，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并不彻底，特别是受冷战的影响及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军国主义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受到彻底追究。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日本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整肃复查和解除活动，大批被整肃的军国主义分子及其支持者被解除整肃，重新回到政界、财界、言论界、教育界，助推了日本保守政治的发展。东京审判虎头蛇尾，大批日本战犯未经教育都被释放，其中不少人又重新出现在日本政坛，甚至执掌政党和国家大权，岸信介就是其代表。这些带着军国主义余毒的政客，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历史翻案，鼓吹“大东亚圣战”，将日本的侵略战争美化为“亚洲民族解放战争”，并在“自卫”的幌子下，违背宪法第九条关于日本不得拥有军队和放弃战争手段解决争端的规定，重建日本武装。20世纪70年代，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被移入到象征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一些首相或国会议员竞相参拜，不曾中断。80年代，中曾根政权明确提出要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特别是政府操纵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或弱化军国主义历史的介绍，引起日本进步力量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安倍晋三是日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同时也是战后日本错误历史观、淡化或否定日本侵略战争责任言行的集大成者，是历史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安倍晋三自幼受其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熏陶，信奉保守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从政之后，安倍的言行更为露骨。他的政治信条是：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体制，走出战败国“阴影”，使日本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在历史问题上，为了塑造“美丽日本”的国家形象，他意欲以“事后法”推翻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侵略战争性质的判决，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不顾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表明其右翼政治立场和历史认识。安倍在任期间，全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图谋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他还推动日本国会通过了“新安保法案”，从法律层面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为日本出兵海外铺平了道路。安倍执掌政权近9年之久，在政治上给日本留下了巨大的负面政治遗产，尤其在历史认识、战争责任、修宪、扩军等问题上，形成了安倍历史修正主义路线，影响长远、危害巨大。
高市早苗上台后，高调公开继承安倍右倾主义衣钵，肆无忌惮地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红线。高市大力鼓动民族主义，散布中国威胁论，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加大军费投入，公开扩张军备，复活军国主义的迹象日趋明显。日本这种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危及东亚和平乃至世界安全，重演历史悲剧。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9日 14版）
责任编辑 程东建 徐红春